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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22

《“开门红”如何延续:一季度数据解读与政策展望》CMF月度报告发布

发布时间:2026-04-22

4月18日,由加拿大28论坛-幸运28论坛 、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4月)(总第83期)于线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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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开门红’如何延续:一季度数据解读及政策展望”,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管涛、罗志恒、王丹、邹静娴联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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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第一单元,加拿大28论坛-幸运28论坛 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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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近期数据中的积极信号

二、数据背后的支撑因素及可持续性分析

三、未来需关注的问题

四、政策建议

一、近期数据中的积极信号

一季度成绩单已经出炉,5%的增速为全年4.5%-5%的目标奠定良好基础。一季度的“开门红”不仅反映在多个维度的实际增速表现稳健,更关键的是,名义增速出现了显著改善。近期数据中的积极信号可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分GDP各项来看,每项均各有亮点:

(一)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大项目和新动能带动效应明显

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可喜的增速变化,由2025年底的-3.8%转为1-3月的+1.7%累计同比增速。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3月累计同比增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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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固定资产投资及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投资的强劲复苏与财政资金支持的大项目密切相关:国家发改委提前下达或批复核准建设项目总投资接近7000亿元;除财政资金带动的大项目外,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投资也增长迅猛。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增长20.8%,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及软硬件开发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4.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更是高达45.5%。

(二)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同时进口表现超预期

一季度,我国外贸延续了强劲势头。一季度进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18%(美元计),中国进出口金额达到11.8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其中,出口增长14.7%。并且,出口中的“新质”和“绿色”的成色很足: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出口机电产品4.34万亿元,增长18.3%,占出口总值六成以上。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产品出口增速分别达到77.5%、50.4%和45.2%。中国出口的强劲,得益于我国近年来出口国的分散化布局和中国制造业的韧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一季度的进口增速达到22.7%,高于出口增速,也一定程度超出市场预期。这充分说明,中国不仅能成为世界经济可靠的产能供给方,也完全有能力成为世界经济强劲的需求方。细分品类来看,强劲的进口增速背后主要有以下两股推力:一是科技产品与加工贸易的强劲支撑,代表品类有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等;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及地缘因素推动,包括铜矿砂、成品油等,这背后既有价格因素,也反映出企业在不确定性下的“抢进口”行为和原材料储备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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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进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速(%)

(三)消费呈现结构性分化,通讯类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成为亮点

一季度,消费呈现分化特征。如果看社零数据,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2.4%,其中增速较快的有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速分别由1-2月的17.8%、5.8%升至3月的27.3%、15.0%。

此外,服务消费是另一亮点。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高出商品零售额增速3.3个百分点,这部分源于今年超长春节这一因素。

其次,经济分量、价来看:

(四)工业生产加快回升,新动能引领作用凸显

以工业增加值来看,1-3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8.9%和12.5%;另以PMI指标来看,3月制造业PMI回升至50.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PMI分别达到51.5和52.1,EPMI(战略性新兴产业采购经理人指数)3月更是达到57.6,均显示出新动能的强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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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制造业PMI

(五)价格出现积极变化趋势,PPI时隔41个月转正

“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被正式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物价数据的改善是今年以来宏观数据中的重要亮点之一。3月,PPI同比上涨0.5%,结束了自2023年10月以来连续41个月的负增长。CPI同比上涨1.0%,即便是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扰动的核心CPI涨幅为1.1%。覆盖面更为综合的GDP平减指数一季度录得-0.06%,虽仍未转正,但已经是自2023年二季度进入负区间以来最接近零值的一次,可以说转正“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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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PI、PPI同比增速(%)

(六)部分核心城市楼市出现“小阳春”信号

今年以来,《求是》杂志分别于1月、3月连续刊文强调“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居民财富的重要来源”,并且要“以更有力更精准的举措持续稳定房地产市场”。在此背景下,一些城市也陆续跟进出台了支持政策,包括发放购房补贴、加价收购二手房、推出房贷贴息政策等。从数据上看,3月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环比大幅回升,同比降幅亦明显收窄。以上海为代表的核心城市租金回报率有所回升,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

二、数据背后的支撑因素及可持续性分析

(一)政策推动:财政前置发力与“反内卷”政策深化

一季度财政政策前置发力,呈现出“投早、投大、投准”的显著特征:投早,指政策节奏明显前移,今年专项债发行进度显著快于往年,旨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投大,指资金投向高度聚焦于重大项目,特别是20、50亿元及以上的大型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这类项目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能够有效撬动社会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增长大盘;投准,指政策发力的精准性与结构性导向,资金投向集中于服务国家战略(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如城市更新、养老托育设施、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培育新质生产力(如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实现了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的有机结合。

除财政提前发力外,“反内卷”政策的效果也在逐步显现。比如,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部署治理低价无序竞争,今年4月又有针对动力及储能电池行业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价格规范行动,体现出“反内卷”政策的持续推进,这为后续企业价格、盈利改善奠定了基础。

(二)供给面冲击:油价上涨带来整体和相对影响

近期,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国内外目光都聚焦于油价的大幅波动。但事实上,油价上涨对我国的影响相对可控,并且是有利有弊。

就生产端而言,整体影响是偏负面的,这符合第一直觉认知:其一,油价上涨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恶化企业经营环境。其二,油价上涨也可能因为拖累其他国家增长,而加剧国际经贸摩擦以及拖累我国外需。

但在相对意义上而言,又对我国有一定利好。这里的第一层“相对”,主要指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优势更加凸显。从各国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原油和天然气合计占比为28%(原油占比约18%,天然气占比约10%),而美国、德国、日本都在60%以上。相较之下,中国的成本优势会更加凸显。同时,在国际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韧性优势更加凸显。

“相对”的第二层意义在中国产业内部,油价上涨会利好“绿色”、“高效”产业,这也是与我国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一致的。

(三)需求面变化:内生动力改善,部分行业需求结构性提升以及在国际变局背景下中国“安全溢价”、“确定性溢价”的国际吸引力增强

其一,从前面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线下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复苏、进口增速的提升,还是新质生产力相关投资的增长,均表明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正持续积聚。

其二,国际油价攀升与近期通胀的温和抬升,有望从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共同促进需求增长:从总量层面看,若温和通胀能有效转化为企业利润与居民工资的改善,将在宏观层面提振消费。从结构层面看,油价上涨将在需求端推动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及节能低碳产品的需求,由此在供需两端形成合力,加速中国的能源转型进程。

其三,需求面的另一利好因素在于,在国际动荡环境下,中国的“安全溢价”、“确定性溢价”更显难能可贵,由此可以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近期“石油人民币”在多国的使用,便是一例证。

(四)统计口径与春节因素:有一定影响,但不影响大方向判断

除上述因素外,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是,一季度数据部分受超长春节假期因素扰动,由此可能推高1-2月同比增速。但即便将1-3月数据合并观察,投资、消费、工业、外贸等核心指标仍保持回升态势,因此,这一因素并不影响大的方向性判断。

(五)利好因素的可持续性分析

展望未来,若以季度为时间尺度来看,1)春节因素数据扰动将逐渐消退;2)财政前置和“反内卷”等政策的提振效应仍将延续。但如果没有后续新政策接力,效果可能逐渐趋弱,这一点在补贴消费品类增速放缓上已初现端倪;3)相较之下,最关键和根本的,是在供需两端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改善迹象和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这是未来能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核心动力。

三、未来需关注的问题

(一)过去长期影响我国“供强需弱”格局的深层次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中的新动能正在积聚,呈现“顶天”(向上突破的新质生产力)+“立地”(“接地气”的服务业)双支撑格局,但这些变化更多是在增量层面为经济“添彩”。而过去几年制约我国“供强需弱”的存量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以下几组事实值得关注:一是居民部门储蓄率仍在上升,预防性储蓄动机背后反映出信心不足的问题;二是3月信贷数据显示,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有效需求偏弱,尤其是更能体现企业长期投资意愿的长端贷款增速处于历史低位;三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尚未从体制机制层面得到有效激发;四是房地产市场尽管存在局部亮点,但整体量价增速仍处于较深负增长区间。

(二)下游企业、中小企业面临“腹背受敌”利润压力

油价上涨和PPI回升后,上下游企业、不同规模企业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和他们向下传导价格的能力有关。如果比较PMI中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可以看到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间的差距在持续扩大,这一价格“剪刀差”意味着下游企业利润在被持续压缩;同时,如果将PPI拆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PPI,会发现PPI的转正主要由生产资料带动。3月数据中,PPI同比增速0.5%,但分开来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PPI同比增速分别为+1.0%和-1.3%,也说明直面消费端的下游企业正承受着“腹背受敌”的利润挤压双重压力,而下游企业恰恰是广大民营企业和吸纳大量就业的企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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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制造业PMI中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

分规模来看,制造业的景气局面主要体现在大型企业身上,其PMI自2025年底就持续维持在50荣枯线以上。但中型、小型企业指数还在50以下,最新3月份数据两组企业指数分别为49和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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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不同规模企业制造业PMI

(三)什么是“好”的通胀,以及物价回升的可持续性问题

目前受地缘政治影响,尤其是油价抬升影响,我国物价有抬升势头。现在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好”的通胀,二是通胀能否持续?

当我们说“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时,物价上涨本身只是表象,政策真正想要的是“物价回升后,企业有利润,居民有收入”的经济正向循环。对此,伯南克曾系统地研究了美国疫后通胀的发生过程,在之前CMF的专题报告中[1]我们将其总结为“两步走”:“星星之火”和“燎原之势”:第一步是点燃通胀的“星星之火”,指供给面的一系列物价冲击,包括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全球供应链阻断、食品价格上涨,这些供给面的物价冲击是通胀形成的最初“星星之火”。但仅有这第一步还不够,伯南克的研究指出这些触发机制的效果都很短,不足以形成持续性的通胀“燎原之势”,后续支撑力量的关键是能否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物价-工资螺旋。要实现工资上涨,与社会对于物价的整体预期,厂家、消费者对待产品涨价、工资上调的态度有关,这些都需要需求面支撑。

(四)宏观政策面临的挑战加大

在我国面临一定输入性通胀压力的背景下,货币与财政政策将遭遇更为复杂的挑战。以货币政策为例,一方面,需要防范由成本推动型因素引发的物价失控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部分下游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已受到较大冲击。与此同时,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市场信心的修复等)改善基础尚不牢固。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过早收紧。

(五)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短期和长期影响

前面看到,今年以来经济一大亮点就是以AI为代表的新动能表现活跃。但相应带来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容小觑。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在长、短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短期来看,AI的就业冲击仍相对可控,可能的原因在于:1)除替代效应外,AI的技能互补作用同样显著,且AI暴露度不完全等同于被替代程度。AI除了替代人外,其强大的互补、赋能能力日益凸显。且北大张丹丹老师团队的研究表明,AI暴露度高的职业未必意味着替代程度高,其替代程度与内部调整程度、范围都有关系。2)目前AI使用仍需要人的配合。包括对其下达指令、内容审核、终端负责等。以新闻媒体行业为例,虽然AI能快速生成新闻,但还是需要人工核验并对其负责。3)部分行业AI还难以进入,障碍可能来自于训练大模型的数据量不够,或是相关行业目前仍需要严格的从业资格证书。4)AI也会带来需求的规模扩张效应。

尽管短期来看影响可控,但长期来看,AI可能对就业市场带来一定的结构性影响,且更多冲击脆弱性较高的群体:1)年轻、年长就业群体。当AI能够提供很多一般性的知识时,未来真正稀缺的是那些对行业有着深刻洞见和丰富一线经验的“行业老炮”。以咨询类报告写作为例,当任何人都能轻易利用AI生成一份“还行、还可以”的报告时,这类千篇一律、人人唾手可得的内容反而缺乏真正的使用价值,这实际上对报告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深刻的行业洞见和实战经验,往往需要数十年“干中学”的积累,这对缺乏经验积累的年轻人尤为不友好。一个相关推论是,未来能给出深刻行业洞见的垂直、细分领域AI是重点发展方向。除年轻人外,50+中高年龄群体的就业转换问题也是个大问题。2)女性群体。分性别来看,AI冲击最强的集中于文职类岗位,这里面集中了大量女性从业者。

(六)国际不确定性因素不能低估

尽管近期海外局势动荡可能凸显中国产业的韧性及“安全/确定性溢价”优势,但外部形势动荡对我国的影响绝不能小觑,可能的影响机制有:一是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尤其是中下游和小企业成本,二是威胁我国海外资产安全,三是可能间接影响我国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稳定,四是对我国企业“走出去”信心产生负面冲击,五是可能因为恶化其他国家经济状况而加剧后续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抑制对我国外需。

(七)更长期的问题:中国作为国际公共品提供者角色的定位

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事件表明,未来中国或主动、或被动,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公共品(包括:国际标准、国际秩序、国际安全等)提供者的角色。这意味着长期来看,中国在国际场域中成本、收益的增加。

四、政策建议

综合前面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中新动能在蓄势,但旧问题的解决仍需时日。同时,近期国际形势动荡及油价上涨压力又对我国带来复杂影响。鉴于此,政策建议部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解决近忧,即眼下由国际油价上涨部分引致的系列问题;二是立足国内,如何进一步巩固发展好新动能,并使其发展成果真正转化为民众的“微观体感”;三是持续深入推进固有问题的解决。

(一)针对近期国际局势,重视地缘政治风险,提前摸清家底,做好预案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直接影响尚属有限,但若冲突持续,其潜在冲击可能尚未完全显现。“中或最赢”的盲目乐观心态不可取,国际战事可能通过多条渠道影响我国经济: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国际经贸摩擦、引发资本市场震荡、打击尚不牢固的居民与企业信心,以及威胁我国海外资产安全。

为此,应提前做好预案,包括:为可能的较长时期高油价环境做好能源储备;全面摸排我国海外资产“家底”;为相关航线上的船只和货物对接相应保险服务;同时,密切关注并防范我国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二)提高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定向性与精准性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不宜过早转向收紧。在输入性通胀压力与内需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背景下,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针对性。并且在总量适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结构性工具的使用,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1、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因成本推动型通胀而过度收紧;同时,加强预期引导,强化与市场的有效沟通,密切关注利率、汇率、股市等关键变量。现阶段,我国房市、股市等资本市场的预期改善尚不牢固,需保持相关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同时,当股市、债市出现由非基本面因素引发的剧烈波动时,应向市场清晰传递政策层面稳定资本市场的坚定决心。

2、财政政策:继续发挥财政前置发力的支撑作用,尤其关注下游企业、中小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实施精准的减税降费和补贴政策。同时,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的定向支持。

(三)巩固发展好新动能

目前,我国新动能主要有以AI、算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部分和服务业发展。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在《人民日报》发文专门强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潜力巨大,但各自面临不同的堵点,需分类施策。

1、生产性服务业: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核心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市场分割与标准不统一,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破解数据孤岛与标准割裂。智能制造时代,制造企业、软件服务商、物流企业之间的数据接口与标准各异,制约了服务化转型的深度。应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规范,提升生产性服务的精准匹配与协同效率。

打破市场分割,提升规模效应与竞争力。对内,要破除地方保护与行政性垄断,推动检验检测、认证认可、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区域壁垒消除;对外,在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已扩大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有序开放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吸引高端生产性服务供给。

推进统计与核算体系一体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有赖于统计、核算标准的一体化建设。过渡性方案是优先打造一批区域性共同市场,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连接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2、生活性服务业:以保障居民“有钱有闲”和构建信任基础为核心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堵点在于居民“有钱有闲”的保障不足,以及行业本身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后者直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信任缺失和专业人才流失。政策应围绕信任构建展开:

保障居民“有钱有闲”。在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探索弹性休假、按地区错峰休假、落实好“带薪休假”等制度安排,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引入全流程可追溯技术。为解决“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家政、养老、托育等领域,建立从业人员历史信息、服务记录、信用评价的可追溯系统,增强消费者信任。

强化预付费监管机制。为解决预付式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围绕资金存管、合同备案、纠纷调解等关键环节完善监管机制,切实防范“卷款跑路”、“背债人产业化”等风险。

注入政府公信力。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服务认证、质量评级、行业标准制定,通过政府背书提升服务主体的公信力。同时,推动社区、幼儿园、妇幼保健院等机构嵌入在地服务设施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可信赖的生活服务。

(四)以“居民增收计划”为抓手,努力让民众从新动能发展中获利

居民工资上涨是实现“物价温和回升—企业利润改善—需求扩张”正循环的关键所在。因此,政策应立足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渗透、就业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亟需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企业用工补贴计划。通过阶段性社保减免、工资补贴等政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激发市场主体吸纳就业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给予倾斜支持。

2、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针对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探索建立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及养老、医疗保险的便捷参保通道。同时,借鉴部分国家考虑征收“算力税”或“机器人税”以补贴受技术冲击群体的做法,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转移支付机制,用于支持受影响劳动者的收入补偿和再就业培训。

3、开展面向零工群体的短期技能培训项目。充分利用平台企业资源和社区教育网络,例如,现有平台企业推出的“骑手课堂”“骑手夜校”等模式,提供免费、便捷、实用的职业培训,帮助零工群体提升技能水平、拓宽职业发展路径。

(五)深层次的旧问题不能放松,抓住窗口期修复信心

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居民与企业部门信心不足、央地财权与事权关系有待理顺等系列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改观。其调整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相关深层次问题不可放松,仍需按照既有路线持续推动。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开门红’如何延续:一季度数据解读及政策展望”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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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开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指出,开门红主要有两大支撑:一是政策靠前发力,1-2月两本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6%,专项债一季度发行1.16万亿元、进度达26.4%,带动基建投资增长8.9%;二是外需保持韧性,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升至15%,背后是出口市场多元化(对美出口份额由20%降至10%,东盟、拉美占比持续上升)与商品结构升级(中间品、资本品逐步替代服装鞋袜等终端消费品)两大新叙事。与此同时,需审慎看待通胀性质:当前PPI回升更多源于国际油价上涨及供给侧因素,宏观政策应着力推动需求拉动型通胀,避免供给冲击型或货币超发型通胀对中下游行业、中小企业及中低收入群体形成不对称影响。

开门红背后短板同样值得关注,消费总体较为低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2.4%,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62%,表明居民预期与风险偏好尚未根本修复。从经济形态看,中国经济中长期呈L型走势、年度内呈U型波动,一季度开门红更多体现为政策经济现象,二季度增速可能回落至4.8%左右。破局关键在于激发三大微观主体内生动能,需通过居民部门收入分配改革、企业部门市场准入与产权保护改革、地方政府长效机制改革三大改革释放动力。针对消费短板,建议采取“两个抓手、一个创新”:一是以国有企业为抓手,提高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比例,专项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二是以上市公司为抓手,提高分红比例,分红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可显著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创新层面,建议通过发行国债设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以财政贴息方式激励企业提高员工薪酬。同时,250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宜逐步向服务消费倾斜,并加快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按服务发生地分享税收)与统计制度改革,推动供给体系由短缺导向全面转向需求促进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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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价格是宏观经济中非常灵敏、非常精准的指标,其企稳回升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本轮价格反弹既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因素,也存在需求拉动因素,但国内消费拉动作用仍不显著。鉴于日本经济调整期历经三十年方使通胀回归2%的历史经验,当前"窗口期"机遇尤为珍贵。短期政策层面应把握三方面发力:一是投资拉动须落到实处,针对去年投资增速罕见转负形成的低基数,今年应抓紧推进民间投资与政府项目的项目开工与资金落地;二是维护出口良好势头,充分利用单方面免签等对外开放举措,巩固与欧洲、东盟等地区的经贸关系,坚持以国家经济利益为核心,在复杂地缘博弈中保持对外开放定力;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延续现行政策路线,在供给端严格控制新增开工与供地、公共用房优先从存量中解决,在需求端全面放松交易与投资限制,推动房地产回归普通商品属性,促使价格理性回归。

中长期层面,核心在于构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结构分化特征:科技与出口领域亮点频现,而中小企业与经济末端因需求不足仍面临困境,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未能同步。高科技企业引领增长的模式易导致资本回报与劳动报酬背离、高科技从业者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制约有效需求释放。对此应实施精准分层施策:其一,稳定就业岗位尤其是中低收入劳动者岗位是提升宏观劳动报酬的前提,需审慎检视劳动法与劳动保障相关制度,缓解企业用工顾虑,优化企业扩大雇佣的制度环境;其二,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对高收入群体严格依法征税,清理地方针对高管和企业主的不当税收优惠;其三,创新低收入群体增收机制,通过精准政策工具激励企业扩大雇佣新增劳动力。此外,在消费补贴等传统政策效用递减背景下,应积极探索政府助力居民消费增长的新路径,以夯实内需基础、延续价格企稳回升的良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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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集团中国区总裁王丹认为,内需不足这并非新现象,且国内消费实际表现并不如数据显示般疲弱——在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下,消费者不存在“可支付性”与“可获得性”障碍,消费者福利水平在多个维度上优于欧美及一般新兴市场。从一季度GDP行业分项看,租赁和商业服务、信息软件业、金融业与制造业为主要拉动部门,面向工业的服务业发展迅猛,而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如住宿餐饮、交通仓储、批发零售等表现疲软,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外贸方面,3月出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对该地区下滑约三分之一,但对其他地区出口保持稳健;进口大幅增长主因企业响应"十五五"规划加速布局半导体与AI算力,同时对冲美国未来出口管制风险。中国通胀环境并非恶性通缩,而是全产业链上中下游深度整合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成本优势的体现,生产效率在管理与技术应用层面已超越国际主要竞争者。

从全球能源安全视角考察,中国在能源消费占比与通胀敏感度两个维度均处于低位,具备显著韧性;南欧国家因经济结构高度依赖服务业与旅游业、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在能源冲击下最为脆弱。在历次全球性冲击中,如新冠疫情及本轮能源危机,中国整体经济表现均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得益于长期经济安全导向下传统能源与新能源领域的双重储备。伊朗危机后,比亚迪等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泰国、澳大利亚等市场迅速脱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使中国相关“过剩产能”转为稀缺产能。石油危机的长期影响需辩证评估:短期内PPI上涨由工业部门吸纳,对国内消费者传导有限;但海外投资战略面临压力,海湾国家战略上趋近美国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在中东数字基建等高科技项目中的竞标地位受损。更值得警惕的外部风险来自欧洲经济衰退——欧洲承接中国出口约15%,其内需不足将对下半年中国出口构成下行压力。中东停战虽使短期风险缓解,但反映出地区格局日趋分化分散的新现实,中国在全球南方及“一带一路”国家布局中应提升权重配置并强化风险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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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中东战事对中国经济金融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但外部溢出风险不容忽视。从金融市场表现看,战事爆发后全球股市普遍调整,A股相对具备韧性,创业板指自2月27日至4月17日累计上涨11.12%,显著跑赢标普500(3.6%);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战后中间价上行近1%;债券市场韧性尤为突出,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约30BP,而十年期中债收益率反而下行1BP。这主要得益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均衡性(油气仅占27%,煤炭逾50%,新能源近20%)与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然而,能源价格上行对全球经济韧性的考验远未结束。尽管美伊达成两周停火协议并开启谈判,但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短期内达成实质性协议难度较大。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摒弃基准情景,代之以三档情景分析:基准情景下2026年全球增速下修至3.1%,不利情景下将降至2.5%,严峻情景下进一步降至2%,下行风险主导前景。与会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本轮冲击并非周期性扰动,而可能引发贸易成本抬升、贸易路线延长与地缘不确定性加剧等结构性变化,市场当前定价或过于乐观。

对中国而言,外需环境、再通胀进程与贸易条件均面临考验。WTO已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预测由4.6%下调至1.9%,并指出能源价格进一步走高情景下将降至1.4%;欧洲与亚洲进口增速分别下调1个与0.7个百分点,而该两地区占中国出口比重高达71.3%。再通胀方面,3月PPI结束长达41个月的同比负增长、转为上涨0.5%,但在供强需弱格局下,PPI向CPI的传导并不顺畅,存在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的风险。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贸易条件恶化问题——进口成本上行而出口价格难以同步传导,将削弱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一季度外需对经济拉动作用仅0.8个百分点,同比回落逾1个百分点。此外,2026年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64%的在华美资企业首要担忧已从中美关系转向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外需承压背景下内需能否有效补位,将直接影响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应对层面应从三方面协同推进:其一,集中精力深化改革,强化扩内需政策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夯实经济回升基础;其二,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构建覆盖基准、不利与极端情景的动态响应体系,提前储备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并引导市场主体摸清底数、拟定预案;其三,强化极端风险防范,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地缘格局深度重构的背景下着力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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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持续性的“供强需弱”格局,其长期化有深层次的内在逻辑。2020年以来,需求端表现为消费低迷、投资疲弱,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叠加资产价格下行引致预期转弱;供给端则受益于制造业基础与技术进步,企业倾向于维持高开工率以追求销售规模,导致库存高企、去库存周期延长、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最终在价格层面体现为CPI、PPI走弱,GDP平减指数已连续近9个季度为负。按照标准微观经济学逻辑,市场有效假设下供求应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再平衡,但当前格局已远超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7个季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3个季度的持续时间。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端与供给端的调整方向背离:需求侧由于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同步承压、预期转弱,消费者与企业均倾向于减少消费与投资的数量调整;而供给侧企业面对价格下行并未相应缩减产出,反而通过降本增效、维持开工率实施价格调整,叠加地方保护、重复建设与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受阻,形成自我强化的内卷式竞争。两端反向调整最终形成短边均衡,使超额供给与产能过剩难以通过市场自发力量消化。

重回均衡需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改革协同推进。短期层面,应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须正视宏观刺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现实,不可期冀单一政策工具化解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中长期层面需多维度疏通堵点:其一,疏通消费堵点,核心是沿“稳企业—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链条发力,加大投资于人力度,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其二,疏通投资堵点,关键在于稳定企业投资预期,包括强化产权界定与保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降低实际利率、推动价格合理回升以实现2%的通胀调控目标。其三,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鉴于房价对居民、企业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深远影响,需针对二三线城市疲软态势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其四,系统性平抑内卷式竞争,核心在于构建市场导向的退出机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理扭曲性优惠政策竞争、有序出清僵尸企业。其五,巩固外需对内需不足的弥补作用,维护出口稳定增长势头。其六,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打通内循环堵点,重点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特别是市场准入制度,促进资源与商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制度基础。供强需弱本质是市场信号作用下供需两端无法相向而行所致,其化解必须依托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制度改革的系统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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