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28论坛

4月29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8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提振服务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毛振华、孙学工、彭泗清、崔艳新、程强、孙浦阳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崇实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孙浦阳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政策背景

二、现实背景

三、发展堵点

四、应对举措

一、政策背景

20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拉动内需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特征。所以，无论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是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服务消费是拉动内需的关键力量。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此次会议是新时代我国首次聚焦“服务业发展、问题与前景”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服务业大会上为服务业发展明确了清晰方向。为便于理解，现将核心要点梳理如下。

第一，一个总目标是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即服务业发展并非简单追求规模扩张，而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当前，“高质量”与“优化”已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我国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因其在促进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拉动内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发展必须以质量为首要前提，而非单纯追求数量增长。我国服务业历经改革开放及入世后的发展，规模已实现显著提升，但发展质量仍存在短板，这是当前面临的重要堵点问题。

第二，四个着力点包括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和开放合作。其一，需求牵引是指服务业的核心构成是服务消费，消费涵盖居民日常采购、节假日文旅活动等各类生活场景，提升消费能级是服务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与我国拉动内需战略紧密相关。实现“以需求带动市场”的关键，在于率先推动消费振兴。因此，服务消费是需求基础、市场牵引和升级动力。其二，改革攻坚是指破除要素流动和行业发展的壁垒，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业发展面临突出的行业与区域壁垒，即“玻璃门”现象，且破除服务业壁垒的难度较大。其三，科技赋能是指推动技术和模式创新，实现效率变革和质量跃升。技术与模式创新是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一要求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核心在于将数据、数字技术及高新技术融入服务业发展。传统服务业虽包含日常消费、旅游等场景，但需向高端化转型，例如近期推广的高端文旅项目等，正是通过赋能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其四，开放合作是指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参与国际服务分工与合作。扩大开放的关键领域是服务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快于商品贸易，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仍有不足。

第三，三大发展任务具体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强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增加高品质、个性化的升级服务供给；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从“规模扩张”转向“品牌引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六章“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被纳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板块，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的战略定位为“推动增长的主力军、调优结构的主引擎、模式创新的主阵地、吸纳就业的主渠道、扩大开放的主战场”。其中，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我国产业结构正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转变，核心目标是提升附加值，减少低附加值生产模式，而服务业正是实现这一调整的重要路径。在吸纳就业方面，相较于工业等需要长期培训的行业，服务业就业准入门槛较低、上岗速度快，具备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十五章、第二十二章分别对服务消费与贸易作出进一步部署。第十五章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将扩大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抓手，以及着力提高发展型消费比重，促进教育、文化、体育、健康等消费提质扩容。第二十二章则提到，鼓励服务出口；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

综上所述，“十五五”阶段，大力提振国内外的服务消费需求，是推动服务业从被动配套转向主动赋能的关键举措。只有抓住服务消费这一核心引擎，才能真正实现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现实背景

现状一：规模稳居“半壁江山”

从总量规模来看，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同比增长5.4%；占GDP比重升至57.7%，连续11年稳居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从增长贡献来看，2025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4%，比上年提升3.7%，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从就业支撑来看，2024年，服务业就业人员达3.6亿人，占全国就业总量48.8%，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从质量提升来看，2025年，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增长5.5%，稳定扩张；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1%，连续9年两位数增长，现代服务业引领作用凸显。从动力转换来看，我国摒弃了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十四五”前，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制造业；“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且显著低于同期制造业增速。

现状二：服务消费稳步扩容，成为内需新引擎

首先，消费占比上升。2020—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提升3.5%，2025年达到46.1%；服务零售同比增长5.5%，显著快于商品零售的1.7%。其中，服务零售涵盖网约车出行、邮件增值服务、腾讯会议付费、视频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等）会员订阅等各类服务型消费场景，体现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向服务型消费转型的趋势；商品零售则指日常商品采购（如蔬菜购买、日用品消费等）。这一差异表明，我国居民已逐步形成“花钱买服务”的消费习惯。

其次，消费结构升级。一是旅游消费实现反弹，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突破65亿，国内出游花费超过6.3万亿。国内出游人次和国内旅游收入已经全面超越2019年，标志着国内旅游业已从复苏周期全面转向增长周期。二是文化娱乐消费蓬勃发展，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4万亿元。其中，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16个文化新业态特征明显行业的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4.3%。三是线上消费增长迅猛，2025年，网上零售额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电子商务、线上购物（非线下销售）等增长较快。数字消费用户规模突破9.58亿人，表明线上消费已成为全民参与的经济活动。

最后，服务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潜力巨大。服务型消费向好发展是一个长期趋势，国际经验表明，随人均GDP的增加，服务型消费比重显著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新消费群体的涌现催生了服务消费发展的新动能，包括养老、医疗健康等适老化服务，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娱服务等。

现状三：服务贸易量质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

从规模来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12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近两倍，总规模已突破8万亿元。但服务贸易逆差较大，其中出境旅游（旅游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我国推行对部分国家免签、落地签等开放政策，其核心目的之一便是在保持出境旅游规模稳定的基础上，扩大入境旅游规模，进而有效调节服务贸易逆差。

从质量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传统服务贸易（旅游、运输、建筑服务等）规模扩大，但是占比下降；金融、文化等新兴服务出口稳步增长；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信服务等类别蓬勃发展。2025年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增长17.1%；入境游客总花费1311亿美元，增长39.2%。我国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高科技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势头强劲。此外，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出海“新三样”，也带动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快速增长。

同时，我国服务贸易支持政策体系不断加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鼓励服务出口，增强运输、旅行等服务国际竞争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积极发展服务外包；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2024年，《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式从“正面清单承诺”转向“负面清单管理”。但我国服务贸易体系仍需进一步健全，负面清单管理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尚未达到最优水平。例如，服务外包产业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薄弱环节，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苹果、特斯拉等）普遍采用国际外包模式，其客服接线员多来自印度、东欧等地区，而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尚未充分发展，市场开放程度不足。当前，我国服务业在突破国内市场内卷方面仍存在思路局限，跨国客服外包的案例极少，相关市场份额占比较低。

三、发展堵点

尽管服务业发展成就显著，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人民期待，当前我国仍存在服务消费有效供给不足、潜力释放不充分的问题。服务消费的发展缺陷，又进一步制约了服务业提质增效。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堵点一：服务消费能力与意愿不足，需求释放受限

首先，服务消费增长受到收入增速放缓的制约，中低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其次，居民在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较大，影响服务消费长期中升级。最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堵点二：供给质量与效率不高，存在供需错配

“低端过剩”与“高端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同质化竞争严重，高质量服务供给不足(医疗、养老等)。此外，城乡、区域服务资源分布不均，服务供给大量集中于东部和城市地区，农村与中西部服务设施短板突出。

堵点三：相关体制机制仍不完善

一是市场准入和退出。服务标准存在区域差异，区域间的市场合规成本较高，限制了跨区域消费(例如，存在牌照限制严格、审批流程复杂等行政性阻碍)，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服务企业退出机制尚不完善，经营不善的企业难以依法破产或注销。

二是现有监管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于业态发展。跨界融合的服务新业态（如共享住宿、网约车、在线教育）大量涌现，但是，政府部门仍主要沿用“按行业或职能划分”的传统监管模式，引起监管盲区或范围交叉。

三是尚未形成足够完整成熟的配套政策体系。服务业地理空间规划不够科学，服务供给分布不够合理，需要增强对城市用地的统筹协调。

四、应对举措

应对举措一：完善提振服务消费政策体系组合拳

第一，稳就业，提升消费能力。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形成以稳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并且支撑服务消费持续扩容的良性循环。例如，针对用工缺口大的服务业领域(家政、养老、托育、餐饮、快递、网约配送等)，大规模开展岗前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等职业技能提升计划；针对技能要求高的服务岗位，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职工，按规定给予技能培训补贴。

减轻刚性支出负担。持续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减轻居住支出压力，特别是降低青年群体在住房方面的支出压力。推动青年群体的服务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转变。

第二，对特定行业进行精准扶持。围绕养老托育、体育康养等供需缺口较大的领域，进行定向补贴。加大对服务消费基础设施的投入，支持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服务消费线上公共平台等项目建设。

第三，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完善服务消费领域的标准与指引，明确价格标准等关键条款，削弱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要畅通服务消费纠纷的调解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强化服务消费领域的信息披露与信用监管，提高违法经营者的失信代价。

应对举措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满足高品质服务需求

第一，聚焦重点领域，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在“一老一小”服务方面，形成分类分级的养老服务供给系统，公共部门统筹普惠性服务，并鼓励社会资本建设中高端养老社区，满足多样化需求；推进普惠托育机构，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在健康医疗服务方面，提供差异化服务，规范发展社会办医；积极拓展预防保健服务，将体检、慢性病管理等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在文旅体服务方面，发展康养旅游、研学旅行等旅游新业态，提升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第二，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新型服务消费。一是服务消费数智化，通过数字技术破除服务业“面对面、同时同地交付”的限制问题；规范线上新型服务消费，例如直播电商、在线教育、数字文娱等；鼓励服务消费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二是服务业形式的融合创新，推动不同服务业态之间，以及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例如发展“体育+”等融合模式，实现多种形态消费的一体化；鼓励服务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或其它产业延伸，主动创新服务场景。

应对举措三：提振服务贸易，打造“中国服务”品牌

第一，优化服务贸易结构，鼓励高质量服务出口。在知识密集型服务方面，以技术、专利、研发等高附加值领域为主，是我国实现服务业和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形成相关政策体系，包括加大财税与金融支持力度，促进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动等；注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服务，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在企业涉及跨境纠纷时提供指导帮助，降低企业合规风险与海外维权成本。在文化娱乐服务方面，完善“文化出海”产业链，包括从“孵化、内容制作、衍生产品开发”的全过程，提升产业协同效应；鼓励企业在产品设计、内容创作中合理融入海外本地元素。在旅行服务方面，持续推进和优化入境免签政策，适当扩大免签国家和地区范围，延长免签停留时长；增强海外宣传力度，提升入境游客导引服务，打造“中国旅游”服务品牌。

第二，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一是服务贸易领域的标准引领，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服务的供给能力；全面深入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快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服务贸易标准的对接；探索高水平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深度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二是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建立国家级服务品牌培育名录；培育塑造服务企业品牌意识，支持服务企业开展国际商标注册、品牌并购和全球营销活动；逐步提升海外市场对中国服务的认知认同；建立国际服务展示平台，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密集布局。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提振服务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独立第三方机构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兼具服务支持与社会监督功能的“守门人”，涵盖标准制定、检验检测、信用评级、会计审计、仲裁等服务领域，对规范市场运行、提升国家软实力及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意义。我国此类机构虽随市场经济发展快速成长，但与制造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并不匹配，尚未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标杆主体。企业出海过程中，在商品贸易等领域仍高度依赖西方第三方机构，常遭遇不公待遇，该领域已成为西方“卡脖子”的重点短板。

推动独立第三方机构高质量发展，需从规划监管、国际化布局、政策支持三方面推出实质性举措。一是强化规划与监管协同，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环境：严格许可管理，杜绝滥发牌照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建立健全淘汰机制等。二是依托香港发挥国际化桥头堡作用，支持本土机构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对接需求，打破西方机构的垄断局面，将香港打造为我国第三方机构走向全球的重要窗口，适配企业出海的标准认证与服务需求。三是加大专项政策支持力度，将该领域纳入“卡脖子”补短板重点范畴；鼓励机构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助力其在国际规则体系中争取话语权，最终实现机构建设与我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及企业出海需求相适配，为市场经济体系完善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认为，公共服务扩面提质对释放生活性服务业潜力至关重要，因其与服务消费存在高度关联性，且我国公共服务仍有显著提升空间。从规模来看，我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占GDP比例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制度层面虽已基本建立框架，但存在四大短板：长期照护体系覆盖面不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偏低；大病医疗兜底力度需强化。同时，公共服务需兼顾质量提升与非基本服务供给，适老化改造覆盖率、城市地下空间治理等仍需完善，可通过政府组织焰火表演、建设国家步道体系、规范集团消费等方式，满足新兴服务消费需求。

扩大服务消费需多维度发力，特别是要解除中高端领域限制性措施，当前高端医疗、低空经济、数字消费等领域仍面临市场准入、审批流程等障碍，需进一步放宽外资与民营资本准入、简化程序。其次，“人工智能+”将深刻变革服务业态，可探索其在慢性病处方开具等医疗场景的应用，同时需同步构建标准与监管体系。此外，需完善服务业政策支持体系，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配置上补齐对服务业的重视短板，同时优化休假制度、人员流动管理等配套安排，让居民拥有更多可支配时间，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崔艳新指出，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释放服务消费潜力，需从改善供给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双向发力。在供给端，加强品牌、标准和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赋能服务消费；促进服务消费跨界融合和场景创新；加强国际化、便利化消费环境建设。在制度层面，要简化多部门审批流程，推行联合办理与高效审批；放宽教育、医疗等领域市场准入，扩大外资与民营资本开放；破除跨区域消费壁垒，推行“一卡通”等机制；优化行业监管，实施分类分级精准监管；保障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实现“放活”与“管好”的有机统一。

释放生活性服务业消费潜力，需聚焦与“投资于人”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精准施策。一是推动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发展冰雪经济、“票根经济”等融合业态。二是促进医疗康养消费，拓展健康体检、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完善医保配套政策，扩大医疗康养领域对外开放，推广国际领先专科医院试点经验等。三是挖掘重点人群消费潜力，例如针对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数字化消费场景，通过动漫展、电竞赛事激发消费热情；为老年群体优化适老化设施与健康保障，开发银发旅游精品路线与专列服务。四是创新家政与养老服务模式，发展平台型家政、社区嵌入式养老、医养结合等业态，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辅具、康复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彭泗清认为，服务消费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其提质升级对创造美好生活、优化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及支撑服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已快速成长为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但仍存在显著短板：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消费占总支出比重偏低，部分民生领域服务供给不足，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有待提升，服务类投诉量占全国消费投诉总量近半等。相较于实物消费，服务消费具有本质差异，其复杂性体现在五大难点：一是全社会对服务价值普遍低估；二是诚信环境建设不足导致消费决策风险偏高；三是消费者对专业服务存在过高期望；四是平等服务文化缺失；五是“人”作为核心要素，其心理互动、信任关系等增加了服务质量管控的难度。此外，还存在消费认知偏差、行业规范欠缺、社会信任不足、政策落地滞后、技术赋能薄弱五大问题。

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需立足其系统性与复杂性，从八大维度综合施策：一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引导全社会认可专业服务价值、尊重服务从业者；二是健全法治体系与行业风气，遏制恶性“内卷”；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行业专业能力；四是细化落实相关政策，强化部门管理与配套措施落地；五是多方协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筑牢服务消费的信任基础；六是推进技术与模式创新，运用先进技术赋能服务升级，探索消费新模式；七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完善社区配套、集成公共服务等带动居民服务消费活力；八是促进“AI+服务”健康发展。

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程强指出，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需以制度革新破除壁垒，并以优质供给引领需求升级。在清理不合理限制方面，核心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隐性门槛与前置审批，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同时，以清晰统一的标准体系消除模糊限制，加快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及新型消费领域的标准研制。此外，健全信用与维权体系，依托公示平台归集经营主体信息，鼓励第三方评价。在供给优化层面，需推行分层供给，精准匹配普惠型基础服务、品质型高端服务与差异化小众服务需求；依托数字技术创新业态场景，发展“互联网+医疗”等融合模式；打造服务品牌与口碑，通过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服务出海与制造业融合，借助算力优势与成本红利，拓展数字服务跨境交付等新空间。

释放健康、教育、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消费潜力，关键是将其作为独立行业规范发展，适配“投资于人”需求。例如，健康服务领域需强化全周期供给，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发展多元业态，联动商业保险扩大覆盖面。教育服务应扩容普惠优质资源，降低家庭教育负担，规范非学科教育，构建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等终身教育体系，嵌入数字化赋能场景。养老服务需健全银发经济体系，完善服务网络，培育智慧养老新业态，推动养老与文旅、医疗融合，加大普惠机构支持与特色机构培育力度。家政服务聚焦扩容提质，针对母婴照护、收纳保洁等差异化需求，鼓励企业专业化发展；建立国家标准体系，完善信用档案与人才培训制度，破解服务质量与信任痛点，推动行业良性发展。